1920年9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上海創辦了外國語學社，學社在《民國日報》刊登招生啟事，稱“本學社擬分設英、法、德、俄、日本語各班”，“名額無多”，廣招有志學習者速來報名。

經由毛澤東、何叔衡等人組織的俄羅斯研究會介紹，16歲的任弼時來到上海參加了外國語學社俄語學習班。在霞飛路漁陽里6號（現淮海中路567弄6號），他遇見了劉少奇、蕭勁光等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大家在此同窗學習。

那時，沒有人知道，什么樣的命運在等待著他們。

“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

在學社，任弼時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除了學習俄文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學們還一起參加社會主義青年團組織的社會活動，參加創辦工人夜校、辦工會、辦工人刊物、油印與散發革命傳單等進步活動。

從1921年春開始，學社學員分批赴俄學習，成為我黨第一批蘇俄留學生。那時“俄國”是希望和光明的象征。1921年5月中旬，經上海共產主義小組介紹，任弼時、劉少奇等人從上海坐郵輪，取道日本長崎到海參崴赴蘇俄留學。

為消除父母對游子遠行的擔憂，任弼時在家書中寫道：“冒險奮勇男兒事，況現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亦我輩青年人的希望和責任……”

時局動蕩，求學之路異常艱險。途中任弼時還因感冒發燒，被懷疑為鼠疫患者，被日本占領軍扣留，后成功脫險。從1921年5月中旬出發到7月9日，前前后后走了近兩個月，任弼時等人終于抵達莫斯科。

同年8月3日，任弼時作為第一屆學員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中國班學習。為了以后回國從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他將本名“任培國”改為“任弼時”。

當時的蘇俄還處于戰時共產主義時期，局勢艱難，糧食短缺，每天食不果腹，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懷著救國之心，任弼時如饑似渴地學習。在填寫團員調查表時，對于回國后干什么，他非常謙虛地認為自己學得還不夠，但如果回國，“至少也要到工廠去做點工人運動的工作”，表明了他的志向和決心。

1922年12月7日，年滿18周歲的任弼時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924年7月23日，任弼時結束在東方大學三年的學習生活，與陳延年等人啟程歸國。在蘇俄學習的三年里，受革命環境的熏陶，任弼時的政治素質大大提高，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想信念更加堅定。

“青年最親密的導師”

1924年，回國之初，任弼時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擔任青年團江浙皖區委委員及團中央宣傳委員會下設編輯部的編輯員，和張伯簡、鄧中夏等負責《中國青年》的稿件編輯工作。

1925年前后，任弼時以《中國青年》為陣地，圍繞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用“辟世”“辟時”“弼實”“辟古”等筆名在《中國青年》等刊物上發表了多篇文章。

在上海成都路?？道镆婚g小小的亭子間里，任弼時夜以繼日地為刊物寫稿。他先后撰寫了《馬克思主義概略》《列寧主義的要義》《“社會主義青年團”是什么？》《蘇俄與青年》《列寧與十月革命》《蘇俄政治經濟狀況》等多篇理論文章，向青年介紹馬列主義、蘇俄革命及青年團理論，傳播革命真理，成為廣大青年讀者的良師益友。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在幾十年后說：“我們是先讀了任弼時的許多文章，后才認識這個人的。”

1925年1月，在團的三大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任弼時被選為團中央執行委員。5月初，中共中央和共青團中央聯席會議決定，由任弼時代理團中央局總書記。

1925年，上海爆發了反對日商欺侮中國工人的二月罷工，團中央發動全國學生總會及上海的同文書院、滬北公學、政法大學等學校的學生起來聲援。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后，任弼時簽發團中央通告（第二十五號），號召要把“此次反帝運動盡量擴大到全國”。6月13日，團中央發布《告全國青年》書和《告全世界青年工人》書。與此同時，任弼時又在《中國青年》第81期上發表《上海五卅殘殺及中國青年的責任》一文，指出：青年學生必須深入到工農群眾中去，只有和工農打成一片，明白他們的心理和需要，才能取得民眾的大多數，才能有革命事業的成功。

在五卅運動中，任弼時始終站在斗爭陣地的最前沿，領導廣大青年群眾勇敢前進。毛澤東評價五卅運動是“空前的反帝運動”。

經過五卅運動，全國團員人數由1925年1月的2400多人發展到9月的9000多人，增加了2.7倍。同時，共青團向中國共產黨輸送了大批新生力量，成為團結廣大青年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奮斗的核心力量。

當時才20來歲的任弼時，由于工作出色，常列席黨中央的會議。憑著年輕氣盛的一股韌勁，在真理面前，當著陳獨秀的面也敢提反對意見。

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在武昌舉行擴大會議，會上任弼時帶來了《團中央致黨中央政治意見書》，力主黨領導全國人民開展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以挽救革命。這與陳獨秀的主張相反，遭到陳獨秀的粗暴壓制，最后甚至失態沖上前去，奪過意見書撕得粉碎。即使如此，任弼時也毫不畏懼，針鋒相對地提出自己的觀點……

隨后，在武漢召開的中共“八七”會議上，剛剛遭受了大革命失敗痛苦的黨內同志深感任弼時與陳獨秀爭論時的觀點正確，堅持真理的勇氣可嘉，年僅22歲的任弼時被選入中央政治局，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

自1924年9月參加團中央工作開始，到1928年7月團的五大選舉新的團中央局領導成員止，任弼時在革命斗爭最激烈、形勢變化最無常的四年中，多數時間主持團中央工作，按照黨的指示，統領全國青年運動。朱德曾為他題詞：“弼時同志不僅是中國人民偉大的戰士和政治家，而且是青年最親密的導師。”

1948年，《中國青年》雜志在河北平山復刊，任弼時受黨中央委托指導《中國青年》復刊工作。他制定了《中國青年》的出版方針，刊物的編輯計劃和第1期的全國稿件，也都經過他親自審閱。為了讓第1期《中國青年》盡快與全國青年見面，任弼時經常深夜還在燈下一字一句地審改稿子。1950年10月，任弼時滿懷熱情寫了《紀念<中國青年>創刊二十七周年》一文，高度贊揚了《中國青年》發揮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辦好這個刊物的方針、任務。10月27日，任弼時因病逝世，這篇文章成了他最后的遺文。

1950年11月，《中國青年》雜志專門出版“任弼時同志紀念專刊”，在專刊上發表了“任弼時遺墨”以及黨和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給他的題詞及多篇悼念文章。

“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

從年少求學到投身革命，任弼時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精力，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黨和人民的事業，經過革命實踐的長期磨礪，成為黨的卓越領導人，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并稱為黨的五大書記。

生于1904年的任弼時是當時中央五大書記里最年輕的一位，卻也是身體最差的一位。革命年代，他幾次被捕受盡酷刑；長征途中，他的身體嚴重受損；解放戰爭時期，他拖著病軀艱苦轉戰……任弼時的身體每況愈下，別人勸他休息，他總是回答：革命尚未成功，我怎么能停下來不工作。葉劍英稱：“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任弼時孱弱的身體甚至無法支撐他登上天安門城樓，親臨開國大典，他只能守在療養院的收音機旁傾聽這一偉大時刻。

1950年10月1日，身體有所好轉的任弼時終于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周年慶典，稍稍彌補遺憾。僅僅20余天后，任弼時因病在北京逝世，時年46歲。

10月30日，在首都各界追悼任弼時同志大會上，他年少時的同窗、革命中的戰友劉少奇發表了深情講話——

“弼時同志從十六歲起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直到逝世那天止，在整整三十年間，埋頭工作，不計地位、名義，不顧嚴重病情，以全部精力從事中國人民革命解放事業。”“他是一個模范的革命職業家、模范的共產黨員和中國共產黨的最好的領導者之一。”